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三〉

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在

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三〉

虐待的印記

 在2004年，米內小組對此作用背後之分子機制報告一種引人的洞察力，一旦威脅藉結合至大腦〈包括海馬〉內稱為「糖皮質素受體」(glucocorticoid receptors)而傳遞，皮質素就降低壓力反應，米尼的研究小組顯示受忽視大鼠在他們的海馬上具有較少糖皮質素受體，而這是一種漸成基因改變影響受體基因活性的結果〈見何為漸成基因作用？〉，這似乎如同早期母親之忽視關閉海馬中基因「量的控制」(volume control)，表示較少受體被製造出，最終產生一種過量的壓力反應。

 這些發現轉譯至人類有多適合？在2009年，米尼研究小組嘗試回答此問題，藉研究由24位自殺者所取得之大腦組織，研究人員訪談自殺者的朋友與家庭，嘗試找出是否他們的對象在兒童期時曾經被虐待或忽視。那些曾受到虐待者比沒有此等歷史者在海馬上具有較少糖皮質素受體，就像是被忽視的大鼠，(Nature Neuroscience, vol 12, p 342)，同時對於他們海馬中基因量的控制具有相同模式的漸成基因改變。

對於葉胡達而言，此情況證實兒童期發生之事件的確能引起長期改變，是以我們處理壓力的方式，為嘗試偵測在生命中究竟多早此種程式化會發生，她研究一群不同的存活者：在2001年9月攻擊事件時，許多女人處於或接近紐約市世界貿易中心，而她們在那時正好已經懷孕，此案例的優點為她們嬰兒的皮質素在非常早期時可被追蹤。有38位女人被研究，其中大約一半已經發作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這些人比其他人具有較少量的皮質素，更重要的是，她們九個月大的嬰兒也是如此(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vol 90, p 4115)。不像大屠殺存活者的小孩，研究人員可排除講故事成為一種機制，所發生之事都是發生於非常早期，皆為開始講話前的嬰兒，但是由於嬰兒只在九個月大時被測試，這不可能論斷是否作用是由子宮內的某種情況或是在她們生命裡的前幾個月所產生。〈待續〉

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二〉

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

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二〉

不良的父母親

那些研究發現似乎建議大屠殺存活者其自身對於壓力的反應已經以某種方式型塑他們小孩的反應，但是有關這類家庭所知如此少，就很難講為何如此，小孩是否學習到那種反應，如同所羅門的提議？是否父母親的作為是一個議題？或他們多少遺傳到壓力反應？

某些結論來自對於大鼠的研究，在麥可米內(Michael Meaney)的實驗室，他是加拿大馬基爾大學的一位神經科學家，雌性大鼠對於牠們的新生大鼠舔允及梳理多少次的表現不同，分成為兩種寬大的組別：關心的母鼠，花費許多時間舔允及梳理牠們的新生大鼠，而忽視的母鼠就非如此，結果，被忽視的大鼠具有一種壓力反應其時間更長而且容易誘發，牠們感到害怕、怯懦及「過度警覺」，這行為似乎與人類相平行，作為小孩時被忽視的人，當他們長大時具有更多心理上的麻煩事。

檢視動物行為的一種方式是忽視的大鼠是壞母鼠，牠們的後代受苦於在精神上有害的結果，相反地，或許他們養育高度警覺的後代會給予他們較佳的機會在危險世界中存活，這有道理，因為在危險環境中，大鼠可能較少時間來舔允及梳理他們的新生大鼠。〈待續〉

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一〉

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

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一〉

如果你的雙親曾經經歷戰爭或飢荒，你可能在遺傳上更容易發生相同之事，這是時間改變產生的問題。


在1982年夏天，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雖然衝突只持續不到四個月，由於黎巴嫩軍隊在貝魯特屠殺幾百位平民逃難者而以色列軍隊卻在旁觀看，此事件變得聲名狼籍，某些回國後的以色列軍人發作「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受苦於做惡夢及瞬間重見有關他們在那時所見到的事，當以色列軍隊的隨隊流行病學家扎哈菈所羅門(Zahava Solomon)，檢視此情況後，她發現在一個特殊群體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比例最高：這些軍人的父母親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時歐洲大屠殺下存活的人。在1988年她發表此發現，所羅門認為大屠殺存活者的小孩經由聽到他們父母親敘述他們所發生的故事，而可能學習到此種容易受傷的本性，二十年後，神經科學家瑞契爾葉胡達(Rachel Yehuda)有不同的解釋：這些軍人傾向容易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甚至在他們知道誰是父母親之前就被決定了，而當他們仍然在子宮裡時。


葉胡達是美國紐約市西奈山醫學院創傷壓力研究部門主管，是愈來愈多認為我們對於壓力的反應是在生命早期〈有時甚至在子宮裡〉被型塑的研究人員之一，那些影響不會改變我們遺傳到的基因，但是的確改變了基因的活性，經由所謂的「漸成機制」(epigenetic mechanisms)，此情況能決定我們在生命後期罹患精神疾病的危險，不只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許也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及其他疾病。本身有麻煩的父母親更容易生出有麻煩的小孩這種講法十分常見，基因與環境的相對作用已經被政客、教育者及媒體無止境地爭論，如今剛萌芽的「行為漸成作用」(behavioural epigenetics)科學，有時也稱為「神經 – 漸成作用」(neuro-epigenetics)，有助於耙梳該負責之分子機制，忘記「先天與後天」(nature versus nurture)吧，「這是有關後天如何轉變成先天的機制，」葉胡達解釋說，「這表示在你的基因如何產生作用上，環境是一個關鍵操弄者。」


葉胡達在1990年代開始研究此領域，當她在紐約為大屠殺存活者設立一間心理治療診所，並接受更多他們已成年小孩的就醫，在1998年她顯示大屠殺存活者的成年後代比一般族群發生較高比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5, p 1163)。葉胡達開始調查她對象賀爾蒙的情況，當我們碰到一個威脅時，我們的腎上腺〈位於於腎臟頂端〉就釋放潮湧般之腎上腺素(adrenalin)及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在美國稱為epinephrie及norepinephrine〉，這些賀爾蒙引起我們心跳加快及呼吸加速準備戰或逃的行為，一旦威脅過去，腎上腺就釋放賀爾蒙「皮質素」(cortisol)，降低我們的壓力反應〈參見圖示〉。低量的皮質素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關，或許因為罹患此種異常症的人處於長期之壓力狀態，當然足夠了，葉胡達顯示她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大屠殺存活者組群含有皮質素的量很低，但是她也發現他們的小孩也具有低量的皮質素，而父母親的症狀愈嚴重，小孩的皮質素量就愈低。〈待續〉

Malaria caught on camera breaking and entering cell

The video above captures the moment when a malaria parasite invades a human red blood cell - the first time the event has been caught in high resolution.

Woman speaks after pioneering voice box transplant

First ever transplant of combined larynx, thyroid and windpipe has been a resounding success

紙上影展

紙上影展

為了表示我也會拍照片，就辦了這次紙上影展，別別苗頭！

請點選照片放大欣賞

照堂兄‧‧‧

哎！不得不低頭。

一點也不稀奇。

我要握手，證書拿好，不要掉了！

是，是，還給你！還給你！

還要演講？真不好意思。

可是要講些什麼好呢？

照堂的第二個大喜之日

照堂的第二個大喜之日

今天與興榮夫妻及繁信一起參加行政院舉辦第三十屆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看到照堂由院長手裡接過勳章與獎狀，正代表近五十年來他在攝影上的執著開花與結果，個人認為這次典禮成功之處歸功於站在台上講話的人演講內容皆精闢雅致，沒有廢話與空言，連照堂的致答詞都優雅可喜，雖然他說只講了一半，還有許多要感謝的人，我看是廢話不言多。

照堂追淑貞時我還遠赴板橋當燈泡，一起去看電影，真是楞小子一個，我是直到大學畢業後才曉得有女人這種動物，所以不知者不罪。他們結婚時同學都去他家觀禮，晚上喜宴我坐在後排，一不小心跌落地上，砸翻一堆空酒瓶，頓時聲響噹噹，槍林彈雨，還記得他老爸在遠前方喜桌上直皺眉頭。不久他當兵由澎湖回台度假，幾位同學去看他們的大兒子世和初生，由我抱在手裡和驕傲的老爸一起照張相，今天見世和長大留個小鬍子，世倫與媳婦也由倫敦歸來，大家與同學一起分享照堂的喜悅與驕傲。

在台灣攝影家獲得文化獎十分不容易，因為影像是正典，攝影家卻是邊陲，近來幾乎人人手裡都握有一台相機，不會照相的人固然稱自己為攝影家，拿大砲拍照的人更是大攝影家、碩博士或攝影老師，流派之多美不勝收，小小台灣各地方的攝影學會實在應該聯合起來開個慶祝會，恭喜照堂替攝影界爭取如此榮耀，唯此願恐不易達成，殷鑑在於似乎台灣攝影界對此毫無反應，可見德孤無鄰，讓照片說話固然有理，製造影像的人卻不得無禮，此為肺腑之言，並請不可延伸解釋。

照堂不喜歡他印在文化獎活動手冊上現在的他的相片，因為與大學照片對比，性格小生突變為須掛上眼鏡的老頭子，我也不喜歡我現在的影像，尤其我的學生〈女生〉每年都小一歲，而我卻更老了一歲，希望逐漸渺茫，人生真是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