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受創：你父母親的創傷如何
在你的基因上作標記〈一〉
如果你的雙親曾經經歷戰爭或飢荒，你可能在遺傳上更容易發生相同之事，這是時間改變產生的問題。
在1982年夏天，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雖然衝突只持續不到四個月，由於黎巴嫩軍隊在貝魯特屠殺幾百位平民逃難者而以色列軍隊卻在旁觀看，此事件變得聲名狼籍，某些回國後的以色列軍人發作「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受苦於做惡夢及瞬間重見有關他們在那時所見到的事，當以色列軍隊的隨隊流行病學家扎哈菈所羅門(Zahava Solomon)，檢視此情況後，她發現在一個特殊群體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比例最高：這些軍人的父母親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時歐洲大屠殺下存活的人。在1988年她發表此發現，所羅門認為大屠殺存活者的小孩經由聽到他們父母親敘述他們所發生的故事，而可能學習到此種容易受傷的本性，二十年後，神經科學家瑞契爾葉胡達(Rachel Yehuda)有不同的解釋：這些軍人傾向容易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甚至在他們知道誰是父母親之前就被決定了，而當他們仍然在子宮裡時。
葉胡達是美國紐約市西奈山醫學院創傷壓力研究部門主管，是愈來愈多認為我們對於壓力的反應是在生命早期〈有時甚至在子宮裡〉被型塑的研究人員之一，那些影響不會改變我們遺傳到的基因，但是的確改變了基因的活性，經由所謂的「漸成機制」(epigenetic mechanisms)，此情況能決定我們在生命後期罹患精神疾病的危險，不只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許也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及其他疾病。本身有麻煩的父母親更容易生出有麻煩的小孩這種講法十分常見，基因與環境的相對作用已經被政客、教育者及媒體無止境地爭論，如今剛萌芽的「行為漸成作用」(behavioural epigenetics)科學，有時也稱為「神經 – 漸成作用」(neuro-epigenetics)，有助於耙梳該負責之分子機制，忘記「先天與後天」(nature versus nurture)吧，「這是有關後天如何轉變成先天的機制，」葉胡達解釋說，「這表示在你的基因如何產生作用上，環境是一個關鍵操弄者。」
葉胡達在1990年代開始研究此領域，當她在紐約為大屠殺存活者設立一間心理治療診所，並接受更多他們已成年小孩的就醫，在1998年她顯示大屠殺存活者的成年後代比一般族群發生較高比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5, p 1163)。葉胡達開始調查她對象賀爾蒙的情況，當我們碰到一個威脅時，我們的腎上腺〈位於於腎臟頂端〉就釋放潮湧般之腎上腺素(adrenalin)及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在美國稱為epinephrie及norepinephrine〉，這些賀爾蒙引起我們心跳加快及呼吸加速準備戰或逃的行為，一旦威脅過去，腎上腺就釋放賀爾蒙「皮質素」(cortisol)，降低我們的壓力反應〈參見圖示〉。低量的皮質素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關，或許因為罹患此種異常症的人處於長期之壓力狀態，當然足夠了，葉胡達顯示她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大屠殺存活者組群含有皮質素的量很低，但是她也發現他們的小孩也具有低量的皮質素，而父母親的症狀愈嚴重，小孩的皮質素量就愈低。〈待續〉
